西海臨風吊李贄

　　在北京城周圍，明人的陵墓眾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贄墓。三百年來，滄海桑田，李贄墓也歷經風雨，幾經遷移，但終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保存下來了。

　　李贄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晉江，而他最后選擇北京通州作為人生的歸宿，說到底，與他的思想有關。作為思想家，李贄在明代后期獨樹一幟。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學為官方正統(tǒng)思想，李贄卻對孔孟之學及后世道學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個封建時代，可謂空前絕后;同時，李贄還對許多歷史問題，作出了與傳統(tǒng)截然不同的新評價。由于被統(tǒng)治者和道學家們視為異端，李贄四處不得安身，不得已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來到北京。此時他已 75歲。

　　李贄這次是從河南商城的黃蘗山而來，奉同他前來的是通州人馬經綸。1600年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回到了他生活過的麻城龍湖，準備在那里以終天年。而麻城的反對者對他的歸來，非常惱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們糾集人眾，以維護風化為名，搗毀了李贄的芝佛院。李贄只好逃往黃蘗山的朋友處。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馬經綸來到黃蘗山訪問李贄。馬經綸本想在武昌為李贄建一安身之所，但后來考慮到武昌也是惡人聚集的地方，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到通州時，李贄已是病魔纏身。連年的東奔西走，風波險阻，嚴重地損害了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軀，就更顯老態(tài)。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滿樂觀。面對病魔，李贄還是李贄，還是那個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會輕易倒下。馬經綸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贄在馬家一邊養(yǎng)病，一邊仍舊讀書不輟。在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這一易學著作的最后修訂，這是他一生無數(shù)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書。

　　通州，原不是李贄心目中的終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黃安作為歸宿;黃安不成，改為龍湖;龍湖不成，不得已來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認定了通州，他對自己的學生說：“我的百年之計，就在盤山了!”事實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歸宿，這就是李贄。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贄自感來日無多，便寫下了《李卓吾遺言》，對自己的后事進行了安排。

　　也許，命運之神不允許一位斗士就這樣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許，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擊一次醒世的警鐘。于是，一個悲壯的結局，在1602年春天拉開了帷幕。

　　萬歷三十年(1602年)閏二月，在惡勢力的支持下，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上奏彈劾李贄，誣蔑李贄有三大罪狀，一是惑亂人心;二是行為不端;三是敗壞風習，他說，李贄現(xiàn)在移居通州，他一旦進入京城，就會像在麻城一樣蠱惑人心。請求懲治李贄，并焚毀其書籍。明神宗令五城兵馬司嚴拿治罪。于是兵士馬不停蹄直奔通州。

　　這時的李贄已重病在床數(shù)月，對外界的這一切毫不知曉。當聽見門外的喧嘩人聲時，他便問匆匆進門的馬經綸，馬經綸回答：“兵馬司來人了。”李贄一下就明白了，他迅速下床，只邁了幾步就走不動了，便大聲說：“他們是為我而來，快給我取門板來!”于是他躺臥在門板上，高聲說道：“快走，我是罪人，不能停留。”于是他被人抬著，向外走去。

　　此刻，馬經綸顯示出了燕趙之士的俠肝義膽，堅決要與李贄同行。李贄阻止道：“被革職者不許入京，這是制度，而且你還有老父在。”馬經綸說：“朝廷把您當作妖人，那我就是窩藏妖人者，要死我們就一同死，絕不能讓您去坐牢我卻留在家里。”于是他們一同離開通州城。就這樣，李贄在這個遲到的春天里，被抬進了北京城，投進了監(jiān)牢。

　　第二天，兵馬司的一個指揮審問李贄，李贄被架著胳膊拖進大堂，由于無力，他躺臥在冰冷的石階上。指揮問：“你為什么寫壞書?”李贄答：“我著書甚多，白紙黑字，它們對圣教有益無害!”指揮對李贄的倔強也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按照李贄的情況，頂多是發(fā)回原籍，不會治其他的罪，但卻遲遲沒有處理結果。對李贄來說，被自己的敵人投進監(jiān)獄卻無力反擊，這本身就是恥辱和遺憾，而重病使反擊的可能變得更加渺茫，這是他所無法容忍的。實際上，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論最后的處理結果是什么，他都會以死作為最后的抗爭。1602年的三月十五日，李贄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次日逝世，終年76歲。一代奇人，用壯烈的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大大的驚嘆號，也向后世控訴了封建專制的黑暗。

　　李贄死后，馬經綸將李贄葬在通州城北三里的迎福寺西，其葬式完全依照李贄在《李卓吾遺言》的吩咐。墓高一丈，樹碑二通，周圍種滿白楊……

　　李贄一生四次到北京，通州之行是最后一次。

　　李贄第一次來京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目的是求官。但他只是舉人出身，求官十分不易。李贄后來追述首次來京的情景：“在京師住了十個月，得不到位置，錢快用光了，只好到塾館中教學生來養(yǎng)家，又教了十多個月的書，才得到一個空位置”，也就是說，在失業(yè)近2年后，到了1563年他才重新有了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北京國子監(jiān)博士，仍是教書。此前李贄做過河南共城教諭、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都是教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經40歲的李贄來到北京，擔任了禮部司務，這是他第二次來京，也是他在京生活時間最長的一次。禮部司務是一個隸屬于禮部司務廳的九品小官，相當于干事或文書，負責辦理一些具體的事務。在這個職務上，李贄一直做了四年，直到隆慶四年(1570年)他升任南京刑部員外郎為止。禮部司務是一個窮官，經濟上所得極為有限，但李贄卻不以為意，他把求“道”(關于人生的真學問)，作為來京的目的。這是他此前多年的追求。

　　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同僚李逢陽、徐用儉的影響下，李贄終于認識和接受了流行的陽明心學。在接受心學之前，李贄所信奉的是傳統(tǒng)的儒學思想，在這樣的思想范圍里，他不可能創(chuàng)造不朽;因此可以說，心學的接受，是李贄叛逆思想的發(fā)端。而這，又與北京是分不開的;當然，他人生旅途中的更大坎坷也是從這開始的。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71歲的李贄第三次來到北京。

　　李贄這一次是路過，他要等待他的另一個朋友焦竑一同前往南京，商討他的著作《藏書》的出版事宜。《藏書》是他在山西改定的一部歷史著作。

　　李贄寓居京西極樂寺，此時正是深秋時節(jié)，他不以詩詞見長，但面對久別重逢的京師秋景，還是吟出了“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已蘇;老檜深枝喧暮鴉，西風落日下庭梧”的詩句。秋盡冬來，冬去春回，李贄在極樂寺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第一天，大雪紛飛，漫天皆白，他在《元日極樂寺大雨雪》中寫道：“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花飛極樂辰。寂寂僧歸云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發(fā)隨刀落，欲脫塵勞卻惹塵”。詩的后兩句，寫的是他的煩惱，而這嚴酷的現(xiàn)實，與“萬國衣冠共一新”的新氣象是那么遙遠，這令他十分的感慨。這年春末，李贄與焦竑一同乘船，順運河南行，離開了北京。

　　通州迎福寺西的李贄墓一直保存了350年，1953年，衛(wèi)生部在該地建造北京結核病醫(yī)院，將墓遷走。其后又幾經遷移，終于在1983年將李贄墓遷至通州西海子公園內。當年焦竑題寫的“李卓吾先生墓”的石碑仍樹立在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