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教學]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xiàn)代化

　　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xiàn)代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五四運動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xù)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xiàn)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yōu)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jīng)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jié)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jié)構(gòu),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jīng)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shù)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diào)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diào)。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jié)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nèi)ネ魄盟?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fā)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jié)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jié)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chuàng)的語言。”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fā)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

　　在用白話文寫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標點符號的作用,他認為,標點符號和從前的圈點或句讀符號不一樣。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幫助讀者的了解;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機械的。前者卻是用在文字里,幫助寫作者表達情思;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有機的。因為用了標點符號,才有了新的“句”的觀點。現(xiàn)在還有些人不大會用標點符號,先寫好了文字,再去標點起來。這真是所謂“加”標點了。后“加”標點的文字里,往往留著舊白話的影子。他把這原因之一歸于當初由胡適起草的標點符號施行條例,因為其中所舉的例句都是古書和文言,加上一些舊小說的白話,現(xiàn)代的白話文似乎沒有。他認為這種例句“加”上標點符號,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種標點符號的用處。而白話文之所以成為白話文,標點符號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標點符號的人,將標點符號當作文字的一部分,不當作文字外的東西。他們寫作時,隨著句讀標點下去;這是“用”進去,不是“加”上去。這些人的文字,現(xiàn)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話文發(fā)展過程中的“歐化”傾向引發(fā)了激烈的討論。朱自清先生對此則從時代發(fā)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討。他的態(tài)度應該也與他曾在英國專修過語言學有關系。他認為時代處于向現(xiàn)代化邁進的過程中,“現(xiàn)代化的語言是比舊文言舊白話復雜得多、精密得多”。這種精密也體現(xiàn)在文法的現(xiàn)代化上,即體現(xiàn)了分析的精神。他將白話文的歐化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仿歐化語法,一般人行文時,往往有牽強不過的詞匯,讀起來感覺非常蹩扭。第二個時期注意到歐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這個時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評一些人的“歐化”是堆砌形容詞,使人眼花繚亂,語句艱澀等等的同時,也提出:現(xiàn)代寫作的人,大約不止我一個,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謂“歐化”與熟語化兩條路中間。他們求清楚,不得不“歐化”;他們求親切,又不得不熟語化。怎樣才能使“歐化”與熟語化調(diào)和得恰到好處,還待研究和練習。這是留心語言現(xiàn)代化的人所應當努力的。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tǒng)的白話走,卻有意的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xiàn)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xiàn)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xiàn)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是不足怪的。語言的“歐化”在適應和發(fā)展現(xiàn)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

　　白話文的“歐化”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匯融合,而翻譯是介紹外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寫了《譯名》一文,專門談名詞術語的翻譯問題。談到借用外語時,朱自清先生認為:原來中國的六書文字同西洋音標的文字性質(zhì)本是格格難入,同他們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國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國,沒有什么新語輸進來;只有漢到六朝之間,印度哲學輸入,佛經(jīng)譯出的很多;結(jié)果也只是在中國文字里添了許多新詞,并沒有借用梵語的所在。直到近幾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詞的現(xiàn)象。至于西洋文字,因為同中國的文字相差的實在太遠了,所以一直沒有借用的事情。他們的音形都差的太厲害,就是借過來,要叫他普遍通行,讓人人明白他的意義,恐怕是千難萬難呢!主張

　　直接用外國原名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免了許多意義上的剝削,省了許多勞力。但是免了,省了,卻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傳播了。學術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國沒有的;要說借用,借用的字數(shù)一定非常之多;滿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國文的,不愿意看這四不像的東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傳播反阻礙了。朱自清先生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暫在相當?shù)淖g名的底下附寫原名———讓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矯譯名歧異的弊;又可以漸漸教中國文有容納外國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國文的,也不至于向隅;這樣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雖不必義譯,也要拿中國字切出他的音。切漢音并不足損真,反能幫助他普及�？傊�,我們做翻譯的事情,是要介紹思想給那些大多數(shù)不懂外國文的人,是要促進國語的科學哲學的發(fā)展,認定這個主意便對。

　　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提倡使用簡體字,后又提出了《簡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并認為這是“治標的辦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胡適也于1923年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刊頭語》中說:“中國小百姓做了一件驚人的革新事業(yè):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chuàng)造與提倡。”認為:“這雖然不是徹底的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樁過渡的改革。”由此,簡化字運動引起了廣泛的反響。朱自清先生對這一改革舉動給予了響應,他在1927年寫的《現(xiàn)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一文中,肯定了簡化字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價值。他說:“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于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jù)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并非全無條例,如‘歡’省作‘歡’,‘觀’,省作‘觀’,‘權(quán)’省作‘權(quán)’,‘勸’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時代性的。’”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寫了《文字改革問題》。在文中,他就中國文字的走向問題說: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由來已久。近年的發(fā)展像是有兩個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簡化字(也就是所謂“手頭字”)。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處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張用拼音文字,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文字口語合一;重要的怕還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層辦不到,第二層似乎太理想,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簡體字倒是實惠的辦法,簡體字在應用方面還比較方便。他推崇陳鶴琴的觀點:拉丁化必須以國音做基礎;中國漢字必須保存和改進。他認為對于樂意寫簡化字的學生不必像以前那樣去責備他們。同時,“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進步,別字必然減少。”

　　今天,對于朱自清先生的語文觀已無需再多加評說,因為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現(xiàn)狀都已經(jīng)給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積極的評價。在朱自清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再翻閱一下他的有關著述,捋一捋他有關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論述、觀點,我們被朱自清先生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和改革意識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時代性的思維和卓識,對于今天的學術研究仍具有引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