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西方崛起非靠掠奪 制度優(yōu)劣決定國家財富多寡

　　摘要：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這位自稱有些理想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有義務告訴國人：金融不只是能幫助一個國家平攤一時的支付壓力，還能促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尤其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發(fā)展證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陳志武最近在國內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回應他8月出版的新書《金融的邏輯》在中國引起的諸多討論。他將此行戲稱為“打虎”之旅。“這些年我心中總有一個紙老虎，就是我從小在中國受教育的過程中被灌輸的觀念”，陳志武說，“紙老虎”大到“國庫真金白銀越多的國家越強大”的想法，小到“養(yǎng)兒防老”的家庭幸福觀，更有基于“陰謀論”的黃金本位主義。

　　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這位自稱有些理想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有義務告訴國人：金融不只是能幫助一個國家平攤一時的支付壓力，還能促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尤其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發(fā)展證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發(fā)達國家為什么發(fā)達？

　　《新民周刊》：很多人把《金融的邏輯》和宋鴻兵的《貨幣戰(zhàn)爭》相提并論，您怎么看？

　　陳志武：我在《金融的邏輯》中沒有提及宋鴻兵的書，只是駁斥了“西方的崛起時靠掠奪”這樣的觀點。比如暢銷書《白銀資本》，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在現代興起，是因為它們從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掠奪了大量的白銀，這樣才使西方有了“錢”。其實，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銀作為“錢”的價值就沒有了。制度的優(yōu)劣決定了一個國家“錢”的多寡。

　　像《貨幣戰(zhàn)爭》這樣的書宣揚的是陰謀論，認為全球金融體系都由少數神秘而古老的財團以及美聯儲等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金融成為他們挑起國家戰(zhàn)爭、控制全球經濟、制造經濟危機、搞垮競爭對手的工具，金融的背后是有組織的陰謀，中國應該避免陷入西方國家金融圈套。這種觀點就像以前的迷信思想，把人類社會不能理解的東西看成是“背后有鬼”，也就是我們所不知的力量在驅使。陰謀論是一種精神麻醉，是智力上的懶惰。迷信或陰謀論并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那些成功國家之所以發(fā)展成功的原因，這種視角不能給我們任何知識，或者讓子孫后代掌握金融市場交易的技巧，只是留下感官上的刺激罷了。

　　由于我的專業(yè)訓練和工作研究，《金融的邏輯》更多是探究為何有些國家可以很好地發(fā)展金融市場而另一些國家不能？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對社會和普通人有啥影響？我認為，金融市場的發(fā)展不僅能促進國家和企業(yè)的發(fā)展，最終能解放個人，實現個人自由。而現代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興起，完善的金融制度功不可沒。

　　《新民周刊》：您認為發(fā)展證券金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但是有人質疑您照搬西方近三百年的金融制度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也有人認為您在國外待久了，有些想法“太天真”。尤其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您為何還是堅持呼吁中國放開金融管制呢？

　　陳志武：美國允許自由的金融創(chuàng)新，當然會出現一些問題，這并不奇怪。因為必須通過出問題，才知道什么地方應該要有監(jiān)管。中國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沒有什么代價，實際上這個代價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什么在國際分工中我們只能做出賣廉價勞動力的制造業(yè)？這跟金融發(fā)展落后、金融創(chuàng)新沒辦法放開手腳的關系很大。金融市場不發(fā)展，國內消費的增長就會很難，帶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代價就是必須靠出口來拉動增長。中國應該進一步地放松對金融行業(yè)的監(jiān)管和管制，應該允許更多的個人、民營企業(yè)開一些金融服務公司，這樣可以讓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務帶來的好處。

　　我在美國待了將近24年，1986年到2001年這15年主要在做數理金融理論訓練和研究，2001年之后才關注“大社會”中的金融問題，如市場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等。要理解中國的經濟、市場和金融等，不可避免會遇到制度架構的問題�，F在很多人喜歡說“中國特色”。但是我認為，世界各地的人性都一樣，最核心的就是要過得更好。這種追求具有普世性，會影響到方方面面的行為、文化、社會團體和制度架構。因此，只要是能讓中國百姓過得更好的制度，就應該推崇，“中國特色”不是擋箭牌，西方制度也不是“洪水猛獸”。

　　此外，我要強調一下“時間”概念。因為很多人會說傳統(tǒng)的中國制度架構在這片土地上存在了幾千年，讓中國社會發(fā)展壯大到現在，為何現在還要借鑒西方的制度架構？我認為傳統(tǒng)的制度架構已經不適合中國社會，原來的東西閹割了個人空間和個性，應該解除。

　　時間可以從很多方面來定義。我的算法是根據人類收入增長幅度為指標。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188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7倍。如果每翻1倍作為一個單位時間，那么過去120多年經歷的時間是之前1880年的7倍。而中國從公元元年到1950年，人均GDP幾乎沒變，生產能力并未發(fā)生實質性變化，這個時間似乎是靜止的。1978年到現在，中國人均GDP大概翻了五六倍。因此以前2000年不變的制度，未必說明有多么優(yōu)秀，只能說明適合當時的生產力。那個體系可以支持中國人活下去的最大化安排，當然可以延續(xù)，但并不代表也適合今天的中國。

　　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

　　《新民周刊》：您在新書中將“養(yǎng)子防老”解釋成一種利益交易體系，把中國傳統(tǒng)的一些東西都從經濟角度來解釋，是不是過于功利化？

　　陳志武：我想這其中存在一定的誤會。我只想把人際交往中的利益因素單獨剝離出來，讓金融市場去取代，也就是分離“利”和“義”。對這種研究方法反感的人其實有些掩耳盜鈴。

　　金融交易跟一般的商品交易有一定的差別。產品的交易是你今天付錢了以后把產品賣給你。而金融交易往往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易。我今天作為父親、母親，在我子女身上做很多的投入，我希望在我老的時候，不能動、沒有收入的時候他能夠給我提供回報，這是金融交易，我以前把這種叫“養(yǎng)子防老”。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于維護“家”的經濟功能，孝道就是為了在子女、親戚身上的投入能有回報，當然儒家也在乎家的情感功能，但這是第二位的。

　　古代中國為了支持“養(yǎng)子防老”的交易安全體系，衍生出很多風俗，如納妾、租妻、賣妻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理念根深蒂固。顯然，不能生兒子，“養(yǎng)子防老”交易體系就無法實現。像中國的養(yǎng)子防老主要是滿足人基本需求的需要，但是現在有養(yǎng)老基金，還有一些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這個結構正在被我們現在越來越熟悉的金融市場所取代。我只是赤裸裸地把家庭、婚姻和目的表露出來，這樣不僅沒有淡化“人情味”，反而強化人際關系的情感部分。

　　《新民周刊》：無論在您的新書還是您之前的言論中，有一點被反復強調，那就是提倡“政府窮民間富”。

　　陳志武：“政府窮民間富”有利于國家發(fā)展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民間富有應該是發(fā)展的終極目標，而政府窮則有利于限制行政權力的擴張。英國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215年，英王簽署《自由大憲章》，國王與社會約法三章，國王不能侵犯個人財產，不能隨意改變游戲規(guī)則。但在英國，現代民主法治架構是在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建立的。中間這400多年的折騰，英王與議會之間的權力分配發(fā)生很多次變化。400多年間，一旦英王錢多了，就解散議會，單方面說了算；若沒錢了，則恢復議會。英國歷史充分證明國家如果太富，民主法制建設就會受到阻礙，既然朝廷不需要向民間征稅，則不需要求老百姓，自己的政策不在乎老百姓喜好。

　　英國的經驗適用于今天任何國家。負債累累的政府是個權力難以擴張的政府，而“國富民窮”必然迫使老百姓為了生存而求著政府，當飯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權與法治只好讓位給權力。民間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礎。政府太富有就會挑戰(zhàn)民間的空間，挑戰(zhàn)民主憲政與法治。-